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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谱稳定的赌博app其余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胡说。它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套用,套用无罪,但元帅和诗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就像政治和艺术)。元帅面对的是人际的战争,他依仗超群的智力,还要有“一代天骄”式的自信甚至狂妄,他的目的很单纯——压倒一切胆敢与他为敌的人,因此元帅的天才在于向外的征战,而且这征战是以另一群人的屈服为限的。一个以这样的元帅为楷模的士兵,当然会是一个最有用的士兵。诗人呢?为了强调不如说诗人的天才出于绝望(他曾像所有的人一样向外界寻找过幸福天堂,但“过尽千帆皆不是”,于是诗人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他面对的是上帝布下的迷阵,他是在向外的征战屡遭失败之后靠内省去猜斯芬克斯的谜语的,以便人在天定的困境中得救。他天天都在问,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要到哪儿去?因为已经迷茫到了这种地步,他才开始写作。他不过是一个不甘就死的迷路者,他不过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灵魂寻找归宿的流浪汉。他还有心思去想当什么大师吗?况且什么是大师呢?他能把我们救出到天堂吗?他能给我们一个没有苦难没有疑虑的世界吗?他能指挥命运如同韩信的用兵吗?他能他还写的什么作?他不能他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凭哪条算做大师呢?不过绝境焉有新境?不有新境何为创造?他只有永远看到更深的困苦,他才总能比别人创造得更为精彩;他来不及想当大师,恶浪一直在他脑际咆哮他才最终求助于审美的力量,在艺术中实现人生。不过确实是有大师的,谁创造得更为精彩谁就是大师。有一天人们说他是大师了,他必争辩说我不是,这绝不是人界的谦恭,这仍是置身天界的困惑——他所见的人的困境比他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他为自己创造的不足所忧扰所蒙蔽,不见大师。也有大师相信自己是大师的时候,那是在伟大的孤独中的忧愤的自信和自励,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拼死地突围,唱的是“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没唱我们是大师)。你也许能成为大师也许成不了,不如走自己的路置大师于不顾。大师的席位为数极少,群起而争当之,倒怕是大师的毁灭之路。大师是自然呈现的,像一颗流星,想不想当它近乎一句废话。再说又怎么当法呢?遵照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结果弄出来的常是抄袭或效颦之作。要不就突破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可这下谁又知道那一定是通向大师之路呢?真正的大师是鬼使神差的探险家,他喜欢看看某一处被众人忘却的山顶上还有什么,他在没有记者追踪的黑夜里出发,天亮时,在山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多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显现一行大师的脚印。他还可能是个不幸的落水者,独自在狂涛里垂死挣扎,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葬身鱼腹连一个为他送殡的人也没有,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爬上一片新的大陆。还想当吗?还想当!那就不如把那句话改为:不想下地狱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尽管如此,你还得把兴趣从“好诗人”转向“下地狱”,否则你的欢乐没有保障,因为下了地狱也未必就能写出好诗来。然而,彻底废话式的聊天却可以在作家笔下产生丰富的意味,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他先把我们带离那个实在的、平面的、以常规角度观照着的聊天,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或几个新的位置上,带进一个新的或更大的系统中,从一个或几个新角度再作观照,常规的废话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就像宇航员头一次从月亮上看地球,从那个角度上所感受到的意味和所发出的感慨,必不是我们以往从地球上看地球时所能有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间离效果”和“陌生化”吧。我们退离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位置,退离我们已经烂熟了的心态,我们才有创造的可能。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拥抱于怀,她就仅仅是您的妻子,您从遥远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阔野间行走,您才可能看到一个精灵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亲怀中您感受到母亲的慈爱,您无意间看她的背影您也许才会看到一个母亲的悲壮。小说主要是做着这样的事吧,这样的创造。我看他们的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希望他们再坚持一下不要急着去死。但我们没法希望人类在进步的途中不付死的代价。

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可是,“文革”中多数的自杀者并不是因为不允许其写作呀?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人倒是多数都没有自杀呀?我想必是这样的:写作行为不一定非用纸笔不可,人可以在肚子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不能这样干的人不用谁来剥夺他他也不会写作,以往从别人那儿抄来的理由又忽失去,自己又无能再找来一个别样的理由,他不自杀还干什么?被夺了纸笔却会写作的人则不同了,他在肚子里写可怎么剥夺?以往的理由尽可作灰飞烟灭但他渐渐看出了新的理由,相信了还不到去死的时候。譬如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想我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打我一顿又怎么样人活的是一个诚实!——这便是写作,他找到的理由是诚实,且不管这理由后来够不够用。一个老干部想,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到头来看谁是忠臣谁是奸佞吧——这是他的作品。志士从中看见了人类进步的艰难,不走过法西斯胡同就到不了民主大街和自由广场,不如活着战斗。哲人则发现了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又发现这便是存在,又发现人的意义只可在这存在中获取,人的欢乐唯在这徒劳中体现。先不论谁的理由更高明,只说人为灵魂的安宁寻找种种理由的过程即是写作行为,不是非用纸笔不可。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靠谱稳定的赌博app说到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理解为流。譬如老子的原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以什么意义在起作用。将其理解为流还有一个好处,即是说它还要发展还要奔流,还要在一个有机的结构中起到作用,而不是把旧有的玩意儿搬出来硬性拼凑在现实中。

文学就是这样一块渴望着肥沃的土地,文学就是这样的自由沉思与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夺它、扼杀它、捆缚它,当然也别拔苗助长。不知这事行不行。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总之,写小说的人应该估计到这样两件事:①艺术的有用与产房和粮店的有用不一样。②读小说的人,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多知道一件别人的事,他知道知道不完。但是,读小说的人却总有兴趣换换角度看这个人间,虽然他知道这也没有个完。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

现代物理学的“并协原理”的大意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是说:“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可观测量的精确测量会带来测量另一个量时相当大的测不准性。”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对世界的观察都必然是顾此失彼的。这就取消了找到“纯客观”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经意味着主观的参与。一群人,自己的吃穿住行一类的生活问题都已解决,因而以为天下都已温饱,不再关心大众的疾苦乃至社会正义,这当然是极糟糕的。意味者,可意会不可言传也。意味就不是靠着文字的直述,而是靠语言的形式。语言形式并不单指词汇的选择和句子的构造,通篇的结构更是重要的语言形式。所以要紧的不是故事而是讲。所以真正的棋家竟不大看重输赢,而非常赞叹棋形的美妙,后者比前者给棋家的感动更为深广。所以歌曲比歌词重要,更多的大乐曲竟是无需乎词的,它纯粹是一个形式,你却不能说它没有内容,它不告诉你任何一件具体的事理,你从中感到的意味却更加博大深沉悠远。所以从画册上看毕加索的画与在美术馆里看他的原作,感受会大大地不同,尺寸亦是其形式的重要因素。在照片上看海你说哦真漂亮,真到了海上你才会被震慑得无言以对。所以语言可以成为乐曲,可以成为造型,它借助文字却不是让文字相加,恰恰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以整体的形式给你意味深长的感动,你变了它的形式就变了甚至灭了它的意味。当然当然,语言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没有没有局限的玩意儿。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

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滑。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靠谱稳定的赌博app有意味的形式,这指的当然不是“形式即容器”的形式,当然是“形式即内容”的形式。这内容不像装在容器里的内容那般了然,不是用各种逻辑推导一番便可以明晰的,它是超智力的,但你却可以感觉到它无比深广的内涵,你会因此而有相应深广的感动,可你仍然无能把它分析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而未能把它分析清楚,这样的经验谁都有过,但这一回不同了,这一回不是“未能分析清楚”,而是人的智力无能把它分析清楚。甚至竟是这样:你越是分析越是推理你就越是离它远,你干脆就不能真正感觉到它了。这儿是智力的盲点,这儿是悟性所辖之地。你要接近它真正感觉到它,就只好拜在悟性门下。(举个例子:死了意味着什么?没人能证明,活人总归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死人坚决不肯告诉我们,这可怎么分析又怎么分析得清楚?我说死后灵魂尚存,你怎么驳倒我?你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承认我也拿你没办法。智力在这儿陷入绝境,便只好求助于悟性,在静悟之中感到死亡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意味,并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所以将此种东西名之为“意味”,以区别装在容器里的那些明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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